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08年底09年初的民工返乡潮来得突然而猛烈。2009年１月12日是春运第一天，广东始发的各列火车和各趟汽车挤得水泄不通，与往年不同的是，许多媒体都注意到，"东西多"的现象显著增加，许多农民工连锅灶都要带回去，大有农民工搬家永别广东的意思。人们开始担忧开春后的民工走向。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蔓延，不出意外的话，即将出台的2008年12月的出口数据还将继续下滑，来年的工作岗位还将减少。在此情形下，开春之后，已经回到家的民工们还会外出吗？外出又能找到工作吗？或者，就地能够找到工作吗？

曾几何时，以廉价劳动力为代表的所谓比较优势，还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美好前景的最大支撑。每当有人举出中国经济中存在的诸多制度性弊端，进而质疑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时，辩护者们的最大论据毫无例外总是指向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其潜台词不外：受庞大的剩余劳动力这一基本条件所制约，中国劳动力价格将始终维持在较低水平之上，并因此吸引来庞大的外部投资（FDI），并赢得更大份额的出口市场，由此，中国经济将继续维持长期的高速发展，有位朋友甚至不无戏谑地"残酷"总结道："只要还有无限的底层劳动人民可以压榨，中国经济发展就不可能逆转"。于是，维持低劳动力价格水平和低劳动福利保障水平，就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秘密。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一进程已经将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卷入。

然而，从一开始，这一图景就有其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无论是从客观的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动来看，还是从劳动者代际变迁的主观心理来看，劳动力价格水平和劳动福利保障水平都不可能不水涨船高，试图长期维持低劳动力价格注定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而对于那些被裹胁加入到这一过程中来的农民工来说，随着这一美妙图景的破裂，则要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和挑战。萧瑟寒风中提早返乡的民工和他们所带走的几乎全部家当，正是这一图景终结的必然伴生物。

先来看看劳动力价格水平和福利保障水平不可阻挡的提升。从统计数据来看，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几乎就是一个神话。早在2004年初，民工荒的出现就在提醒人们，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廉价劳动力需求，但与此同时，所谓人口红利正在迅速走向枯竭：一是每年出生人口总量呈现递减趋势，一是城市化程度呈现递增趋势，加上文化程度的逐年提升（尤其要考虑到高校扩招高中教育的提升），三重作用之下，可以从农村中解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已经少之又少，受此一新的供求关系影响，劳动力价格水平和劳动福利保障水平不得不持续上升。

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一代劳动者也有更好的要价能力。早期的打工者往往孤身一人，举目无亲，又积蓄无多，在此条件下，往往不得不接受比较苛刻的薪酬和劳动条件。与之相比，许多新劳动者本身即跟随父母成长于打工地，家庭环境也远优越于父辈，更有所在地的社会关系为后盾，因此，在薪酬和劳动条件上有着更为从容的余地，加上如今通讯发达，交通便利，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获取更多可比较的工作岗位，也提高了其要价能力，这也是劳动力价格水平和劳动福利保障水平等持续上升的一个促进因素。近年来，民工薪酬水平和劳动福利保障水平的提高，其实是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而不能简单地归咎给新《劳动合同法》。

对于那些蜂拥进入到低端加工产业并主要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企业来说，劳动力价格水平的提升足以造成毁灭性打击，因此，2007年底以来，我们已经目睹了不少这样企业的倒闭。而在另一方面，劳动力价格从超低水准上的有所爬升，其幅度并不足以显著改善劳动者的景遇，对于新一代劳动者来说，尤其如此。1990年代初，沿海工厂的薪资可以达到300元/月甚至更多，而当时内地农民年均收入也不过数百元之谱，对于尚限于贫穷和匮乏中的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外出打工可以显著改善生活状况。而如今，沿海和内地薪资差别远没有如此巨大，老一代人的历史也在提醒着新一代的农民工，即使拼上10年老命，也不能安居城市。对于上一代劳动者来说，深深的匮乏记忆强烈地刺激着改变自身境遇的努力，而新一代劳动者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由匮乏而温饱，而是由温饱而富足，而更大的发展，如果既不能安居城市，又不甘终老乡间，徘徊于村镇之间，情何以堪？这一现实的心理需求，在当前却很难找到出路，我的朋友沈亚川最近为其农民工表弟的失踪写下了催人泪下的记述，名字就叫做"越有梦越痛苦"，这也正是新一代劳动者的写照。

以低劳动力价格为手段的比较优势之路可行之以一时，却不足以承载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可是，诸多的资源和上亿人的命运已经绑定在了这台战车之上，如今，当这台战车的速度降下来的时候，可以预见，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将有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关张，而另一方面，则是越来越多的新一代劳动者将在悲观的预期下，尝试摆脱既定的选择，他们还会出来吗？出来后又将怎样寻求怎样的工作和生活呢？或许，开春之后，我们才能看到依稀的答案，又或许，只有在多年之后，我们才能看到所谓低劳动力价格为比较优势的发展道路，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