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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7-08 15:42:15 179次阅读
在推动中国模式的经济增长奇迹30年后，中国农民理性的扩张释放出的强大力量，面临着新的社会转型时期的挑战。昨日做客南都公众论坛的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认为，农民理性的扩张是中国经济发展包括率先从经济危机中复苏的重要推动力，但他同时也提出，这种理性也需要一种转型，而转型期显现出的一些农民理性的天生缺陷，也让包括新一代的农民后代无人再愿意种田，成为中国最需要担忧的问题之一。
农民安定则国家安定
在徐勇看来，来自中国几千年传统农业文明的农民理性，具有勤劳、勤俭、算计、互惠、好学、求稳、忍耐等诸多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在现代工业社会冲击下，使得中国能够生产出价廉物美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提供具有竞争力的人力，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里持续高速增长，创造出了中国模式的世界奇迹的背后推手。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全国有2000多万农民回到农村去而没有发生大的事，就好在中国的农民都还有一块土地。土地让农民能伸能缩。“这种保障还不够”，徐勇认为，农民靠土地保障的功能已经在弱化了，新农村建设最终的目标，应当是让农村建设成为一个人们愿意在那里生产、生活和居住的地方。中国农民求稳怕变，具有东方式的隐忍。如果农民能够安定下来，国家就能安定下来。因此农民的理性，是使中国的改革能够度过政治风险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农民理性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冲突中，同样需要中国进一步完善民主进程。“过去中国的民主是一个家长式的民主，我打你是为了你好。现在的工业社会就不同了，你不能用这种方式了，这面临着治理方式的转变。我们现在有了钱，但是差民主。不缺钱，缺民主；不缺钱，缺文化，这要有一个转变过程。”
“农二代”思想在改变
中国模式的农民理性在不同环境下会发生变化，徐勇指出，最鲜明的就是，“农二代”即农民的后代的思想在改变。“比如说第一代进城务工农民，只要能挣到钱，他们什么苦都愿意吃，但是现在去招工，年轻一代的农民就不再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他们有很多条件，是会挑剔的，比如工厂在比较偏远的乡镇，可能就不会有兴趣去。”徐勇认为，和传统的中国农民相比，新的农民后代，勤劳和节俭的性格特征正在弱化，消费欲望迅速扩张，并且滋生出一种暴富的心理。
而由于土地不断减少，需要的农村劳动力也在不断减少，中国目前有9亿农民，而耕地上需要的劳动力只1亿，而现在的农民和以往的农民也不同，劳动时间在减少，土地在减少，因此，如果过多的劳动力堆积在土地上，社会必然矛盾重重。他也指出，美国之所以没有三农问题，是因为美国的农民只占5%，国家稍微给一点补贴，就解决了这个群体的生活。中国给农民的补贴总量虽然多，但是摊到每一个人上就非常少。因此现在中国最需要担忧的一个问题是，80年代以后的年轻一代中，没有农民，没人愿意种田，“这是我们最担忧的，所以我们现在搞新农村建设，就是要使一批优秀的人才能够安心务农，这是政府现在最头疼的事。”
希望深圳“既富且贵”
徐勇表示，暴富心理使得中国的富人缺乏富人的修养，富而不贵，“富只能令人羡慕，贵才能受人尊敬，我们少数的富人为富不仁，就出现了社会的对立，加剧了社会的仇富心理，这样就可能出现新的冲突”。由于暴富心理，导致了一些暴力的社会行为，使得一些地方为了求稳，而不敢进行深入的改革，甚至回避现有矛盾“我们要看到农民理性有一些天生的弱点，很容易有暴富的负面心理：因为还没有当富人的准备，富裕之后一下子就转向想去压抑别人。”他尤其建言深圳，在经过改革开放30年后，深圳已经实现了“富”的目标，但是还要走向“贵”，“富了使人羡慕，只有贵才能使人尊重，所以我希望深圳既福又贵。”
读者好奇政治局领导如何上课
徐勇：他们最希望听到基层的事情
昨日做客南都公众论坛的徐勇教授，曾在2006年11月，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赵树凯研究员共同走进中南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6次集体学习会上，就中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研究向中央政治局领导进行讲解。昨日论坛现场，徐教授的这一特殊经历引起了公众论坛听众的极大关注。
在最后一个提问环节，有现场听众直接表示了对给中央政治局上课的好奇。“徐教授，今天你在南都公众论坛演讲，和给中央政治局常委演讲有什么不同？”昨日现场观众给予徐勇很多掌声，同时他们也很好奇，给国家领导人讲课有没有掌声，听课的人会不会也像公众论坛一样现场提问。
谈到给中央领导讲课的经历，徐勇说，“咱们的领导是学习型领导，听课到得是最齐的。不像我们现在有些学习，大家在下面看手机，那是不可能的，领导的学习积极性也非常高。中央领导最担心的是两件事，第一，担心听不到老百姓的声音，第二，担心中南海的政策到不了老百姓那里。所以我们给他们讲一点基层的事，他们也感觉很新鲜，有讨论，也有互动。”
徐勇表示，“他们讨论的尖锐得多，我也做了准备，但是还达不到要求。他们关心基层事务，在这个会上，大家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大家都会提出来，共同的讨论。在这个会上，我看到他们是很民主、活跃的，不是看某一个领导的脸色行事的。”
农民安定则国家安定
在徐勇看来，来自中国几千年传统农业文明的农民理性，具有勤劳、勤俭、算计、互惠、好学、求稳、忍耐等诸多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在现代工业社会冲击下，使得中国能够生产出价廉物美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提供具有竞争力的人力，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里持续高速增长，创造出了中国模式的世界奇迹的背后推手。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全国有2000多万农民回到农村去而没有发生大的事，就好在中国的农民都还有一块土地。土地让农民能伸能缩。“这种保障还不够”，徐勇认为，农民靠土地保障的功能已经在弱化了，新农村建设最终的目标，应当是让农村建设成为一个人们愿意在那里生产、生活和居住的地方。中国农民求稳怕变，具有东方式的隐忍。如果农民能够安定下来，国家就能安定下来。因此农民的理性，是使中国的改革能够度过政治风险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农民理性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冲突中，同样需要中国进一步完善民主进程。“过去中国的民主是一个家长式的民主，我打你是为了你好。现在的工业社会就不同了，你不能用这种方式了，这面临着治理方式的转变。我们现在有了钱，但是差民主。不缺钱，缺民主；不缺钱，缺文化，这要有一个转变过程。”
“农二代”思想在改变
中国模式的农民理性在不同环境下会发生变化，徐勇指出，最鲜明的就是，“农二代”即农民的后代的思想在改变。“比如说第一代进城务工农民，只要能挣到钱，他们什么苦都愿意吃，但是现在去招工，年轻一代的农民就不再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他们有很多条件，是会挑剔的，比如工厂在比较偏远的乡镇，可能就不会有兴趣去。”徐勇认为，和传统的中国农民相比，新的农民后代，勤劳和节俭的性格特征正在弱化，消费欲望迅速扩张，并且滋生出一种暴富的心理。
而由于土地不断减少，需要的农村劳动力也在不断减少，中国目前有9亿农民，而耕地上需要的劳动力只1亿，而现在的农民和以往的农民也不同，劳动时间在减少，土地在减少，因此，如果过多的劳动力堆积在土地上，社会必然矛盾重重。他也指出，美国之所以没有三农问题，是因为美国的农民只占5%，国家稍微给一点补贴，就解决了这个群体的生活。中国给农民的补贴总量虽然多，但是摊到每一个人上就非常少。因此现在中国最需要担忧的一个问题是，80年代以后的年轻一代中，没有农民，没人愿意种田，“这是我们最担忧的，所以我们现在搞新农村建设，就是要使一批优秀的人才能够安心务农，这是政府现在最头疼的事。”
希望深圳“既富且贵”
徐勇表示，暴富心理使得中国的富人缺乏富人的修养，富而不贵，“富只能令人羡慕，贵才能受人尊敬，我们少数的富人为富不仁，就出现了社会的对立，加剧了社会的仇富心理，这样就可能出现新的冲突”。由于暴富心理，导致了一些暴力的社会行为，使得一些地方为了求稳，而不敢进行深入的改革，甚至回避现有矛盾“我们要看到农民理性有一些天生的弱点，很容易有暴富的负面心理：因为还没有当富人的准备，富裕之后一下子就转向想去压抑别人。”他尤其建言深圳，在经过改革开放30年后，深圳已经实现了“富”的目标，但是还要走向“贵”，“富了使人羡慕，只有贵才能使人尊重，所以我希望深圳既福又贵。”
读者好奇政治局领导如何上课
徐勇：他们最希望听到基层的事情
昨日做客南都公众论坛的徐勇教授，曾在2006年11月，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赵树凯研究员共同走进中南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6次集体学习会上，就中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研究向中央政治局领导进行讲解。昨日论坛现场，徐教授的这一特殊经历引起了公众论坛听众的极大关注。
在最后一个提问环节，有现场听众直接表示了对给中央政治局上课的好奇。“徐教授，今天你在南都公众论坛演讲，和给中央政治局常委演讲有什么不同？”昨日现场观众给予徐勇很多掌声，同时他们也很好奇，给国家领导人讲课有没有掌声，听课的人会不会也像公众论坛一样现场提问。
谈到给中央领导讲课的经历，徐勇说，“咱们的领导是学习型领导，听课到得是最齐的。不像我们现在有些学习，大家在下面看手机，那是不可能的，领导的学习积极性也非常高。中央领导最担心的是两件事，第一，担心听不到老百姓的声音，第二，担心中南海的政策到不了老百姓那里。所以我们给他们讲一点基层的事，他们也感觉很新鲜，有讨论，也有互动。”
徐勇表示，“他们讨论的尖锐得多，我也做了准备，但是还达不到要求。他们关心基层事务，在这个会上，大家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大家都会提出来，共同的讨论。在这个会上，我看到他们是很民主、活跃的，不是看某一个领导的脸色行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