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位是威尔汉姆·冯特教授，一位47岁的男人，脸长长的，一身简朴的装束，满脸浓密的胡须；他的两位年轻学生，马克斯·弗里德里奇，德国人，及G·斯坦利·黑尔，美国人。这套摆设是为弗里德里奇做的，他要用这套东西收集博士论文所需的数据。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知觉的长度”——即受试者感知到他已经听到球落在平台上的时候，到他按动发报键之间的时间。 没有记载写明那天是谁负责让球落下，谁坐在发报键跟前的，可 是，随着那只球砰地一声落在平台上，随着发报键喀地一响，随 着微时测定器记录下所耗费的时间，现代心理学的时代就到来 了。

　　当然，人们可以持反对意见，说它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当时，韦柏在进行仅仅可以注意到的差别研究；也可以说在19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亥姆霍兹在对神经传递的速度进行测量，费希纳也在进行第一次心理物理学实验；或者说是在1868年，当时，东德斯也在进行反应——时间方面的研究。甚至如罗伯特·沃森所言，应该是在1875年，因为在这一年，莱比锡大学批准冯特使用孔维特里面的房间来存储和演示他的器具；哈佛大学也在劳伦斯大厦里辟出一间屋子来，供威廉·詹姆斯实验之用。

　　可是，1879年是大多数权威认可的一年，而且有充足的理由。因为在这一年，第一次实验是在孔维特的房间里进行的，而冯特从那以后管这间屋子叫他的“私人研究所”。在德国大学，正规组织起来的实验室叫作研究所。）几年之后，这个地方成了想当心理学家的人必去的麦加圣地，而且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建，最后还被命名为这所大学正式的心理学研究院。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间研究所，冯特才被认为不仅仅是奠基人之一，而且是现代心理学最主要的创始人。正是在这里，他进行了自己的心理学研究，并以他的实验室方法和理论培训了许多研究生。他还从这里送出了新心理学的干部——他亲自指导了近200名博士的论文答辩——把他们送往欧洲和美国的大学机构。另外，他写作了一系列的学术论文和卷帙浩繁的著作，使心理学作为一个有其自己的身份的科学领域确立下来。他本人是第一位可以合适地称为心理学家，而不只是对心理学有兴趣的生理学家、物理学家或者哲学家的科学家。

　　也许最为重要的是，冯特把有意识的精神过程带回到心理学中来了。这些有意识的精神过程一直是心理学的核心问题，从希腊哲学家的时代起就是如此，到英国联想主义者的时代依然如此，因为这些联想主义者跟他们的前辈一样，是通过传统的内省方法探索这些问题的。可是，德国机械论者在寻找办法使心理学变成一门科学的办法时，已经排斥了内省的办法，其理由是因为这是主观的，而且只处理不可观察到的现象。他们认为，解决心理学问题的科学方法，只能是处理神经反应的生理方面，而且，按照其中一位的说法，它只能是“没有灵魂的心理学”。

　　千真万确，早在冯特实验室进行的第一次实验之前，弗希纳和东德斯都曾利用实验方法来测量某些精神反应。可是，正是冯特完整地开发出了这些方法，并使它们为后世两代心理学家所利用，精神过程可能用实验方法进行研究这个观点最著名的倡导者也是他。事实上，他早在1862年就开始思考这个观点了，就在他的《感官知觉理论论文集》的序言中：

　　实验方法最终将在心理学中产生的重要性，目前很难被人们全盘认识到。经常有这样一种观点，即感觉和感知是实验方法惟一可能得到利用的领域……（可是）很明显，这是一种偏见。一旦灵魂被看作一种自然现象，而心理学也被看作一门自然科学，实验的方法也一定能在这门科学中得到更为广泛的利用。

　　他在心理学与化学之间做了一个比较。正如化学家通过实验得知，一种物质如何受到其它物质的影响，而且也知道它本身的化学本质是什么一样，在心理学中也是一模一样的情形……说实验只能确定（刺激）对灵魂产生的作用，这是相当错误的。灵魂对外部影响的反应行为也可以确定下来，而且，通过变更这些外部影响，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些定律，而这样的灵魂生命是会受到其影响的。简单地说，感觉刺激对于我们来说只是实验的工具。通过在感觉刺激里一边制造多重的变化，一边不停地研究灵魂现象，我们就可以应用这个原则，而它又是实验方法的精髓；如（弗兰西斯）培根所言：“我们可以改变现象发生的环境。”

　　在冯特于实验室进行他的第一次实验的十几年前，他已经就因为是想把生理学和精神过程连接起来的桥梁建筑师而闻名了。有关他的观点的话早就传到了美国，威廉·詹姆斯于1867年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曾写道：

　　在我看来，心理学变成一门科学的时代已经到来，某些测量已经在一些领域里进行起来，这些领域位于神经的生理变化与意识面貌（以感觉感知的形状）之阶……亥姆霍兹和海德堡大学一位名叫冯特的人都在进行这项工作，而我希望……今年夏天去拜会他们。

　　（这年夏天，他没能访问冯特，不过，几年之后他去了，这时候，他本人已经成了心理学界的一位领袖人物。）

　　一些不喜欢“英雄”史观的现代史学家可能会说，心理学这门新科学不是由冯特创立的，而是由19世纪中期总体的社会和知识状况引起的，也是行为和社会科学的发展状态使然。包括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及后来的《人类及动物的情感表达》）中的动物心理学，圣奥古斯特·孔特的社会学研究，人类学家针对生命、语言和尚未有文字的民族思想越来越多的报告，以及其它相关因素，都创造了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之中，有可能想到人类的本质是可以进行科学研究的。

　　千真万确，没有哪一位冯特可以在德尔图良时代或者阿奎那时代，甚或笛卡儿的时代登高一望，振臂呼出实验心理学来；没有电池，

　　可在今天，他好像成了一位奇怪而矛盾的人物。尽管他有崇高的声望和长期的影响，可是，他的名字现在除了少数一些心理学家和学者外，很少有人知道；大部分可以轻易地认出弗洛伊德、巴甫洛夫和皮亚杰的外行，却不知道冯特是谁。哪怕的确知道他在历史上的地位的人，对冯特主要的观点是什么，他们也拿不出个一致的意见；不同的学者对他的系统的总结好像得出不同的冯特来。而且，虽然有一阵子，大部分心理学家都感到冯特的心理学范围过于狭窄，但这个领域里的少数几位史学家最近却重新估量了他的工作，并宣称他是一位有远大眼光和宽广胸怀的心理学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事情可能是这个样子的，使他成为难解之人的原因在于，他是19世纪德国学者的缩影：无所不通、顽固、专横，而且在他自己看来是一贯正确的——一个理想和一位今天难以理解的人物。